危地马拉确认此前发现玛雅城市遗址年代

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5月30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走进中国科学家(kēxuéjiā)博物馆感悟“科学家精神”》的(de)报道。 “推开博物馆厚重的(de)玻璃门，仿佛踏入一道时空裂隙。这里没有网红展的浮躁(fúzào)喧嚣(xuānxiāo)，只有泛黄手稿上(shàng)的墨迹沉默翻涌，沙盘剧场的风声低吟着戈壁往事，以及一群把名字刻进星河的人，用一生写下的答案。” 网友(wǎngyǒu)“媛媛不圆”在社交媒体上的这段笔记(bǐjì)，击中了记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。我们都(dōu)在一个春日邂逅了一座让人激情澎湃的博物馆，在里面找到了共和国的“国家宝藏”。 这座博物馆就是中国科学家博物馆。它位于北京城中轴线北端的(de)奥林匹克中心区，与中国科学技术馆一街之隔、廊桥相连，是全世界首个以国家(guójiā)名义(míngyì)为(wèi)科学家群体建立、弘扬科学家精神、打造科技工作者精神殿堂的博物馆。 走进7500平方米的(de)展厅，宛如踏入浩瀚无垠的时空长廊：李四光、竺可桢、钱学森、王淦昌……这些熟悉(shúxī)的名字，如雷贯耳，他们的功业，国人早已耳熟能详。而更(gèng)多的，是一个个有些(yǒuxiē)陌生的名字，但无一例外，他们每个人，都是一片星空中最为闪亮的那一颗。 和中国科技馆一路之隔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牧鸣(lǐmùmíng)摄修史立典(lìdiǎn) “你知道吗？1999年我国(wǒguó)隆重表彰的‘两弹一星’元勋有(yǒu)23位，可当年参与‘两弹一星’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总共有多少人(rén)？”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副馆长孟令耘一下子问住了记者。 “据(jù)我们了解，光中国科学院系统参与的就超过1.7万人！但即使(jíshǐ)这23位功勋科学家，大家熟知的可能也不(bù)超过五六人。”孟令耘说。 的确，因为资料保存(bǎocún)不够、挖掘宣传(xuānchuán)不多，很多参与“两弹一星”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甚至(shènzhì)姓名，能让后来者了解他们所作出(zuòchū)的重要贡献。这，就是启动挖掘共和国“国家宝藏”工程的初衷。 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三层最不起眼(bùqǐyǎn)的一隅，“藏”着撑起这座博物馆的庞大工程(gōngchéng)(gōngchéng)——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”（以下简称采集工程）。 这个看不见“热火朝天施工场面”的(de)大国工程，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，由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等(děng)11个部委共同(gòngtóng)组织实施(shíshī)。15年来，已先后启动700多位科学家(kēxuéjiā)的资料采集工作，获得实物原件(yuánjiàn)15.9万件、数字化资料45.6万件、视频资料50.3万分钟、音频资料59.6万分钟，涵盖了中国科学家的书信、手稿、科学仪器、著作、音视频和(hé)记录中国科技发展重大事件的相关文物、文献等珍贵史料。 “这个‘工程’的启动既是酝酿已久，也(yě)是机缘巧合。”从立项到跟进，直至现在都一直参与其中的孟令耘(mènglìngyún)回忆。 2009年(nián)5月，中国科协对两院院士年龄(niánlíng)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。结果显示(jiéguǒxiǎnshì)，当时中科院院士在世687人，平均年龄74.8岁；工程院院士在世712人，平均年龄73.5岁；每年去世的院士在20人左右，平均每个月就有两位院士离世(líshì)。 老科学家(kēxuéjiā)是共和国(gònghéguó)建设的(de)重要参与者，是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，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本身就是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位老科学家的离世都是其所在领域的重大损失，而相关资料的散失(sànshī)也是科技史研究的缺憾。 时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的王春法提出一个想法：老一辈(lǎoyībèi)科学家很多(hěnduō)已是90多岁高龄，如果(rúguǒ)再不及时抢救发掘他们的珍贵资料，后人研究共和国科技史时，比如某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，哪些人在关键节点发挥了什么(shénme)作用，很多细节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。 说干就干，王春法组织起草了一篇题为《老(lǎo)科学家学术成长历史资料亟待抢救(qiǎngjiù)》的专题调研报告上报国务院，很快获批实施。采集工程2009年当年即(jí)拉开序幕。 如今，这份触发共和国科技史修史工程的三千字报告，首页复印件就静静躺在(zài)博物馆三层(sāncéng)的展板上，仿佛是带着我们穿越“时空(shíkōng)裂隙”的“月光宝盒”。 可是(kěshì)资料由谁采集？怎么采集？如何保存？没有先例可循。 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(xìtǒnggōngchéng)。孟令耘介绍，团队组织了科技史、图书馆、科技政策(zhèngcè)等方面的专家，用(yòng)5个月(yuè)的时间讨论研究出(chū)17项采集工程的标准、流程、规范等制度文件(wénjiàn)，包括怎么组建采集小组，怎么培训，采集到的资料怎么归档、编目，音视频使用什么(shénme)标准、格式，整理出来的资料怎么保存、利用，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。文件经2017年再次修订，现已成为国内人物，特别是科技人物信息采集业内公认的标准和流程。 按照(ànzhào)这个标准和(hé)流程，每个采集小组对应一位老科学家，小组人员(rényuán)搭配科学合理：要(yào)有老科学家身边比较亲近的人，比如亲属、秘书或者学生，方便沟通和获取资料；必须有科技史方面的专家，对资料的科学性进行审定；还要(háiyào)有档案专家，对资料进行编目和规范整理；以及音视频拍摄人员等。 采集的最后成果(chéngguǒ)，要形成一份15万字左右(zuǒyòu)的学术性研究报告。而现已(xiànyǐ)正式出版的180多部传记丛书，均成为记录共和国各个学科、各门工程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文献。 在博物馆“采集工程”展厅，一整面墙的书架上，已出版的科学家传记静待读者(dúzhě)。与(yǔ)之遥相呼应，这套丛书也(yě)正摆在中科院图书馆“科技自立自强”专题文献展的醒目位置。 “这一丰富而庞大的(de)学术成长资料库(zīliàokù)，有助于研究者厘清中国科技界的学术传承脉络，是共和国科技史的宝贵财富。”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主任张藜是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首席科学家，“陪伴”采集工程15年的她，一度放下自己(zìjǐ)的学术研究(xuéshùyánjiū)，一个个地(dì)打电话，一家家地上门拜访，一次次地向老科学家和家属们保证：国家一定会好好保管捐赠的实物原件，一定会建一个平台永久珍藏。 “就是这样琐碎地收集、细致地整理、精心(jīngxīn)地挖掘(wājué)，目前共发动全国500多家单位参与，超过5000名采集人员投身其中，接续(jiēxù)15年的努力，才有今天的成果。”孟令耘说。 孟令耘(mènglìngyún)向记者讲述了已于2020年去世的专家组成员樊洪业先生的故事(gùshì)。他是(shì)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方面的大家(dàjiā)，曾花费十几年(shíjǐnián)时间整理编撰了24卷《竺可桢全集》。樊洪业陪伴采集工程整整十年，在每一次采集小组的评审会上，总是提出尖锐但极其中肯的修改意见。他是“采集工程最年长的志愿者”。 “在生命的(de)最后几年(jǐnián)，他几近失明，还是坚持把(bǎ)装有手稿资料的笔记本电脑拿到跟前，调大字号逐字逐句审看，让我们非常感动。正因为(yīnwèi)有一批把这项工作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专家，才使采集工程15年来保持一贯的高学术水准。”孟令耘说。 采集(cǎijí)工程也是一个“双向奔赴”的过程，很多老科学家深受感染也时有收获。“中国稀土之父”徐光宪(xúguāngxiàn)院士说：“她们往往早上来，工作到(dào)中午，出去简单午餐后(hòu)又来工作。请她们在(zài)我家便餐，总是辞谢。她们辛劳勤奋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(shēnshòugǎndòng)。”徐院士觉得，采集小组整理的好多资料比自己知道的还要详尽，甚至激活了他一些模糊的回忆。 能参与这项“挖矿”行动，成为众多采集(cǎijí)人员宝贵的人生财富。 现就职于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(zhōngxīn)、持续参与采集工作十几年的高文静至今仍清晰记得，2011年冬春交际的时节，他们到医院看望材料科学家颜鸣皋院士(yuànshì)。颜院士已病重在床，却硬要扶着助行器站起来，热情而庄重地跟(gēn)每个(měigè)人握手。 “上世纪50年代(niándài)，颜院士从美国辗转(zhǎnzhuǎn)回国，带回的只有两箱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的金属物理学笔记……”看着一件件70多年前的物品，时光仿佛(fǎngfú)倒流；一个个当年场景在他的口述、照片中重现。 “我们始终有这样一种强烈的(de)责任感和使命感，通过采集工程，为(wèi)科学家立传、为科技界立心、为民族和国家铸魂！”高文静说。 这样的故事(gùshì)还有很多，通过对科学家进行口述访谈，并系统收集他们散存于各处的学术成长(chéngzhǎng)资料，采集工程力争把反映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的重要资料留存下来(xiàlái)。 高文静还介绍了另一位“采集同仁”——来自北京应用(yìngyòng)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吴(wú)明静，她前后14年出版了《隐身为国铸核弹——于敏(yúmǐn)》《核以卫国——胡思得传》等4本传记，每次给(gěi)新的采集小组做培训和分享时，总会讲起“一张照片的故事”。 吴明静(míngjìng)负责采集的核武器工程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，曾与(yǔ)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邓稼先密切合作多年。在一次电视台的采访中，胡院士回忆(huíyì)了与邓稼先一起工作、学习的许多往事(wǎngshì)，当记者要一张他与邓稼先的合影时，胡院士沉默了，他收敛了笑容，遗憾地呐呐道：“没有，我没有与老邓单独(dāndú)合过影。”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与(yǔ)自己敬重的师长一起亲密无间地学习、工作，居然没有留下一张两人(rén)的合影。“但是，我理解。”吴明静在一篇采集(cǎijí)手记中写道，“不仅因为他们从事的是高度涉密的工作，更因为某种习惯。这种低调的谦逊不是(búshì)某一个人的特质，更像是核武器研制集体(jítǐ)的‘通识’——做民族脊梁，沉默中夯实基石。” “终于(zhōngyú)有一天，胡院士小心翼翼地翻出(fānchū)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，那是一张邓稼先同志追悼会的(de)照片，国旗覆盖住邓老(dènglǎo)辛劳的躯体，胡院士垂头凝视着自己敬重的师长，仿佛舍不得作最后的告别。‘这不能算是合影吧？可是我跟老邓……也只有这么一张照片！’”吴(wú)明静说，这是值得载入国史的真实故事。 “采集(cǎijí)工程不仅是了(le)解我国核武器发展史的‘近道’，也是磨砺思想、锻炼文笔的‘顺风车(chē)’。”跟付出相比，吴明静更感谢采集工程丰富了自己的人生，虽然辛苦但很值得。 在采集过程中，工作人员时时被老科学家们(men)求真务实、爱国奉献的(de)精神感动着。许多(xǔduō)参与者都向记者表示：如果(rúguǒ)只当作一份工作的话，整天跟这些冷冰冰的资料打交道(dǎjiāodào)，可能会觉得枯燥；但如果你走进这些资料，就会感到炽热滚烫的情感；它们不仅仅是记录共和国科技发展的档案，更是追寻科学家们精彩人生的印迹。 采集工程中一些“意想不到”的片段，成为孟令耘(mènglìngyún)脑海中(nǎohǎizhōng)挥之不去的场景： 1950年和(hé)邓稼先一同乘坐(chéngzuò)“威尔逊总统号”回国的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沈善炯院士，让中国成为世界第四个金霉素量产(liàngchǎn)国，彻底打破了(le)美国对抗生素的垄断。沈院士接受采集时已经偏瘫，好多事都记不清了，当被问到在美研究已上轨道(guǐdào)，为什么选择历尽艰辛回国时，“老先生沉默了挺长时间，然后用他发音已经很不清楚的上海腔给我们(wǒmen)唱起了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(sōnghuājiāng)上……’”孟令耘说，“那一代老科学家的家国情怀，是刻在骨子里、融入基因中的。” 采集工作2010年正式启动，第一年(dìyīnián)组建了52个(gè)采集小组，主要面向年龄在80岁以上、学术(xuéshù)成长经历丰富的两院院士，以及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。 采集工程最初(zuìchū)只是想抢救老科学家的资料，但在采集过程中，思路却逐渐清晰(qīngxī)：收集上来的大量资料，不仅撑得起一座博物馆，从中解读出的科学家身上蕴含的精神特质，同样值得提炼和推广。2018年(nián)，中国科协(zhōngguókēxié)组织力量开始“凝练科学家精神”。 但也有不同意见：有了(le)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，还有必要再搞个“科学家精神”吗？ 经(jīng)反复讨论，大家认识渐趋一致：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是科研人员普遍(pǔbiàn)具备的价值观，但“科学家精神”是中国科学家身上表现(biǎoxiàn)突出甚至是独有的特质，比如爱国、奉献、育人等。最后和科技部关于加强作风学风建设的报告有机整合，上报中央。 2019年6月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(jiāqiáng)作风和学风(xuéfēng)建设的意见》，对“科学家精神”作出全面概括(gàikuò)。 2020年(nián)9月1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(bìng)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(zhǐchū)：“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。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。” 2021年(nián)9月，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。 在(zài)科学家博物馆的(de)主展厅内，“科学家精神”被大写在一整面展板上(shàng)：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，勇攀高峰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，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，淡泊名利、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，集智(jízhì)攻关、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，甘为人梯(réntī)、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。 在(zài)两办印发的意见中，还明确提出了“建设科学家博物馆，探索在国家和地方博物馆中增加反映(fǎnyìng)科技进步的相关展项(zhǎnxiàng)，依托科技馆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重大科技工程纪念馆（遗迹）等(děng)设施建设一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”等要求。 2024年5月(yuè)30日，在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，中国科学家博物馆(bówùguǎn)正式开馆。它围绕采集史料、收藏史料、学术研究、展览展示、教育教学、文化宣传等6项职能开展工作，并(bìng)组织带动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和相关教育科研机构(kēyánjīgòu)，建立了全国科学家博物馆联合体。 这让曾向很多老科学家及家属承诺“给资料找个(zhǎogè)好(hǎo)归宿”的张藜松了一口气，“这些珍贵史料，不仅仅是老科学家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历史记录，更是相关领域近百年来在中国发轫、发展(fāzhǎn)的真实写照”。 张藜还在北大开设了“共和(hé)国科技(kējì)史研究(yánjiū)专题”课程，和采集工程结合起来，希望学生们通过参观博物馆、整理资料，学会分析解读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(de)历史。令她欣慰的是，有些学生的研究方向，已经做得非常前沿了。 在博物馆展厅的留言簿上，有很多或稚嫩或雄劲(xióngjìng)的笔迹： “原来科学这么有趣，我要(wǒyào)好好学习，以后也像(xiàng)你们一样，让世界变得更神奇！” “进入展馆听到钱学森院士讲的一句话：‘外国人搞得，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(bùnéng)搞？’正是有像钱老一样的科学家们一代一代的努力(nǔlì)，才有了我们的强大。愿祖国(zǔguó)繁荣昌盛！” “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，只有不畏(bùwèi)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(pāndēng)的人。” “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代人(yídàirén)，吾辈当自强，定(dìng)不负先生所望！” 令(lìng)所有(suǒyǒu)采集工程参与者倍感欣慰也足以自豪的是，他们的付出得到了远超预想的回报。 很多资料具有极高的(de)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，比如科学家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地质学家谢家荣部分“简陋”的笔记本(bǐjìběn)：十几个本子大小不等、封面各异，甚至有一个贴着“1941年”标签的本子，就是用麻绳装订起来的一沓纸(zhǐ)，已经泛黄的纸上密密麻麻记满(jìmǎn)了(le)中英文混杂的小字，还(hái)依稀能看到背面透过来的字迹。这些1923-1949年间的工作笔记，记录了中国地质学事业乃至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很多关键事件(shìjiàn)。 更不要说远远早于实体馆“开放”的(de)网上展厅。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学术版网页上，由采集资料(zīliào)形成的纵深研究(yánjiū)已有400余项：《童秉纲与中国生物运动力学的开拓》《陆埮：仰望(yǎngwàng)星空、脚踏实地》《亲历者眼里的钱塘江防治往事——杨永楚访谈录》……馆藏资料已向社会开放，经过申请即可无偿查询(cháxún)。 采集成果的线下推广同样持续多年。自2013年“科技梦·中国梦——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”首次(shǒucì)亮相国博以来，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先后组织(zǔzhī)策划了“众心向党(dǎng)·自立自强——党领导下的科学家”等系列主题展览和全国巡展160余场，覆盖所有省（区、市）和港澳地区。只不过，看展的观众(guānzhòng)可能想象不到这些展项背后的“国家工程”。 2023年，在采集工程的支持下，《共和国脊梁·科学家绘本(huìběn)丛书》出版(chūbǎn)。韩启德院士说(shuō)：“绘本以适合儿童的故事内容和绘画(huìhuà)形式彰显科学家精神，融学术性、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，是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儿童励志读物。” 随着采集(cǎijí)工作的(de)开展，影响范围持续扩大，很多高校、科研单位和机构也加入了保护老科学家历史资料的队伍中。“这是采集工程一个无形的影响力。我(wǒ)相信，如果所有的机构和相关人员都能有这种保存历史记忆、保存科技界记忆并且共享出来的意识，采集工程的初心(chūxīn)就实现了。”张藜(zhānglí)说。 在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(dàoláizhījì)，第十四次中国公民(gōngmín)科学(kēxué)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，2024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(dá)到15.37%；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44.07%，人口规模达4.4亿，为国家创新发展进一步夯实劳动力基础。 “科学史是一个非常好的(de)通识教育抓手，采集工程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过程，对公民(gōngmín)科学素质提升、价值观塑造，将起到一份不可替代的作用。”张藜(zhānglí)说，“科技界前辈智慧(zhìhuì)与品格的结晶，可以启发年轻一代崇敬(chóngjìng)科学家，推动科学领域的突破与创新，这与新质生产力培养的宗旨高度契合。”